权力与权利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法律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范畴,二者的关系演变贯穿于社会形态更迭、制度构建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从本质上看,权利是个体作为社会主体所享有的资格、利益与自由,是权力存在的价值本源;权力是公共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保障权利实现而拥有的支配性力量,是权利保障的现实手段。二者既存在本源与目的、保障与被保障的统一性关系,也因权力的扩张性与权利的保障性产生天然张力。本文通过梳理权力与权利的理论溯源、解析二者的辩证关系、考察其历史演进脉络,剖析当代社会中二者关系的现实困境,并探索构建权力与权利良性互动关系的路径,旨在为现代法治国家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最终实现权力规范运行与权利充分保障的共生共赢。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权力与权利始终是一对相伴而生、相互制约的核心概念。从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权力与氏族成员的生存权利,到奴隶社会的君主专制权力与贵族、平民的有限权利,再到现代社会的国家权力与公民的法定权利,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始终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而不断重构。权力作为公共利益的载体,其运行的正当性来源于权利的让渡;权利作为个体利益的保障,其实现的有效性依赖于权力的规范行使。
然而,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与支配性,若缺乏有效的约束,极易异化为侵害权利的工具;而权利的过度主张也可能冲击公共利益,导致权力运行的效率缺失。在当代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核心要义之一便是厘清权力与权利的边界,平衡二者的关系,实现权力为民、权利向善。当前,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权力滥用、权利保障不足、权力与权利边界模糊等问题依然存在,深刻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因此,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系统剖析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既是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课题,也是解决现实治理难题的必然要求。本文将以理论溯源为起点,以辩证解析为核心,以历史演进为脉络,以现实困境为靶向,以路径构建为落脚点,全面展开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探讨。
要深入探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首先需明确二者的内涵与外延,梳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理论流派对二者的认知与阐释,为后续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权力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概念,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均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定义。在政治学领域,韦伯将权力定义为“一个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处于一种不顾反抗而实现其意志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基于何种基础”,这一定义突出了权力的支配性与强制性。在法学视角下,权力通常被限定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的公共支配力量,具有法定性、强制性与公益性三大特征。从社会学角度看,权力是社会主体之间基于资源占有、能力差异而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其本质是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与分配。
综合各学科的观点,权力可界定为:特定主体(个人、组织、国家机关)为实现特定目标,凭借其所掌握的资源、能力或法定职权,对其他主体产生的支配、影响或控制的力量。基于此,权力具有以下核心特征:
其一,主体的多元性与公共性。权力的主体既包括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等公共权力主体,也包括社会组织、企业等非公共权力主体,甚至在社会关系中,个人也可能因掌握特定资源而拥有局部性权力。但在现代社会,核心权力是公共权力,其行使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主体自身的私人利益。
其二,运行的强制性与规范性。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不服从者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同时,现代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法定职权与法定程序,即“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权力规范化运行的基本要求。
其三,功能的工具性与价值性。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但其本身并非目的。权力的价值性体现在,当权力正确行使时,能够推动社会发展、保障权利实现;当权力异化时,则会成为破坏社会秩序、侵害公民权利的力量。
权利的概念源于西方近代自然法学派,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在法学领域,权利的定义经历了从“天赋人权”到“法定权利”的演变。我国《宪法》中未直接定义权利,但法学界普遍将权利界定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为满足自身利益需求,依法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与保障。
从本质上看,权利包含三层核心内涵:一是资格,即权利主体享有某种利益的合法身份,如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具有国籍为资格;二是行为自由,即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实施某种行为,如公民的、出版自由;三是利益保障,即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主体有权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济,获得相应的赔偿、补偿或制裁。
其一,本位性与本源性。权利是权力产生的基础,公共权力的来源是公民权利的让渡,公民通过选举、授权等方式,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机关,形成公共权力。权利的本位性体现为“权利先于权力”,权力的存在必须以保障权利实现为前提,而非凌驾于权利之上。
其二,法定性与应然性。现代社会的权利以法律确认为核心,即“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定权利是权利的主要表现形式。同时,权利还包含应然权利,即基于道德、伦理、自然法所享有的权利,如生命权、尊严权,这些权利是法定权利的基础与补充。
其三,个体性与社会性。权利的主体主要是个体公民,也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等,体现了个体的主体地位。但权利并非绝对的个体自由,权利的行使必须受到社会公共利益的约束,即“权利不得滥用”,个体权利的实现以不损害他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为边界。
权力与权利的理论认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思想的演进而不断深化,形成了中西方两大理论脉络,二者在价值取向、理论逻辑上既有差异,又存在共通的思想内核。
西方对权力与权利的探讨,始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理想的城邦应由“哲学王”统治,权力的行使以智慧与正义为核心,这一观点强调了权力的道德属性,但未明确权利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则突破了这一局限,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城邦的目的是实现公民的幸福生活,公民的权利(如参与城邦治理的权利、财产权利)是城邦存在的基础,初步确立了权利与权力的价值关联。
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西方权利理论迎来了黄金时期,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天赋人权”学说,认为生命、自由、财产是公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授权,其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若政府违背这一目的,公民有权推翻政府。这一理论彻底颠覆了封建时代“权力本位”的观念,确立了权利本位的理论基础。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进一步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不同机关行使,以实现权力的相互制衡,防止权力集中与滥用,从制度层面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进一步阐释了权力的来源——公民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公共意志,形成国家权力,公共权力必须服从“公意”,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
现代西方理论则在传统权利与权力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无知之幕”与“两个正义原则”,强调权利的平等分配,主张通过权力的合理配置,保障的权利;哈贝马斯则通过“交往行为理论”,提出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实现权力运行的民主性与权利保障的广泛性。
中国对权力与权利的认知,植根于传统的政治文化与哲学思想。先秦时期,儒家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强调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命”,但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为本,保障百姓的生存权利与基本利益,如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贵君轻”,体现了权力的价值指向是保障民众权利。道家则提出“无为而治”,主张君主减少权力的干预,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空间,隐含了对权力边界的思考。
然而,封建专制时代的中国,始终是权力本位的社会,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民众的权利依附于君主的恩赐,缺乏法定的权利保障体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等级观念,使得权力凌驾于权利之上,民众的生命、财产权利随时可能被权力剥夺。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中国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人士介绍西方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学说,主张通过变法确立公民的权利,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权宪法”,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加入中国传统的考试权、监察权,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力架构,同时提出“民权主义”,主张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保障公民的权利,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进法治建设,从1982年宪法的修订到《民法典》的颁布,从人权入宪到公民权利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与权利理论——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权力为民、权利保障,实现权力规范运行与权利充分保障的统一。
权力与权利并非孤立存在的范畴,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体。二者的辩证关系,是理解权力运行规律与权利保障机制的核心,也是构建现代政治与法律秩序的关键。
权利是权力产生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这一关系是由人民主权原则所决定的,也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核心准则。
首先,权力来源于权利的让渡。在原始社会,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权力,氏族成员基于共同的生存需求,推选部落首领,首领的权力来源于成员的信任与授权,其职责是组织狩猎、抵御外敌、分配资源,保障氏族成员的生存权利。进入阶级社会后,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产生,国家权力的本质依然是公民权利的让渡——公民通过选举、立法等方式,将部分权利(如制定规则的权利、制裁违法行为的权利)让渡给国家机关,形成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共权力。正如马克思所言:“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权利从应然走向实然,从抽象资格转化为现实利益,必须依赖权力的有效运行与制度保障。若无公共权力的确认、维护与救济,个体权利终将沦为空洞的道德宣言,无法抵御他人侵害、群体冲突与社会风险。权力对权利的保障作用,集中体现在确认、维护、救济与分配四个维度。
第一,权力通过立法确认权利边界,为权利实现提供法定依据。现代法治国家中,立法权的核心功能之一,便是将自然权利、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以宪法与法律形式明确公民享有的自由、利益与资格,划定权利行使的合理范围。从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到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社会权利,再到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均需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予以固定,使权利获得普遍约束力与国家强制力保护。若无立法权力的确认,权利便缺乏统一标准,极易在社会交往中产生冲突与损耗。
第二,权力通过执法维护权利秩序,排除权利实现的现实障碍。行政权作为最活跃、最广泛的公共权力,承担着日常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供给与权利秩序维护的职责。当公民权利面临现实侵害时,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监管等手段,制止违法行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共安全,为权利行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例如,市场监管部门保护消费者权利、公安机关保护公民人身与财产权利、教育行政部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均是行政权力对权利的直接维护。权力的有效执行,能够消除权利实现的外部阻碍,使个体自由与利益得以正常行使。
第三,权力通过司法提供权利救济,修补被侵害的权利关系。司法权作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以中立性、终局性为特征,对权利冲突与权力侵害作出公正裁判。当公民权利受到他人侵犯、行政权力违法侵害或公共利益不当挤压时,司法机关通过诉讼程序,以判决、裁定等形式确认权利归属、制裁侵权行为、赔偿权利损失,使受侵害的权利得以恢复与补救。司法权力的存在,意味着“无救济则无权利”从理念转化为现实,为权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后盾。
第四,权力通过资源分配促进权利平等,缩小权利实现的现实差距。个体因先天禀赋、家庭背景、社会资源的差异,往往导致法定权利在现实中无法平等实现。公共权力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向、基层群体、困难群体倾斜,保障其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平等实现。这种基于公平正义的权力行使,并非削弱个体权利,而是让权利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权力对权利的保障,是权力合法性的核心来源。权力只有以权利保障为目标,才能获得社会认同与公民服从;一旦权力脱离保障权利的轨道,便会丧失正当性,沦为压迫个体、损害公共利益的工具。
权力与权利在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同时,天然存在相互制约、相互约束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并非对抗性冲突,而是维持社会结构稳定、防止一方过度扩张的必要机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权力对权利的制约,体现为权利的法定边界与义务约束。权利并非绝对无限,个体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合法权利,否则将受到公共权力的约束与限制。这种制约的本质,是防止权利滥用引发社会失序,保障全体公民权利的平等实现。例如,公民享有,但不得利用诽谤他人、煽动分裂、传播谣言;公民享有财产权,但不得利用财产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权力对权利的制约,以法律为唯一依据,遵循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其目的不是剥夺权利,而是规范权利行使,实现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统一。
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是现代民主法治的核心要义,也是防止权力扩张与滥用的根本力量。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强制性与排他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若无有效约束,权力必然突破边界,侵入权利领域,侵害公民自由与利益。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实现:一是以权利划定权力边界,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明确权力不得涉足的权利空间,如公民的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等基本权利,构成权力不可逾越的“权利壁垒”;二是以权利监督权力运行,公民通过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权力行使进行全过程监督,通过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纠正权力违法失范行为;三是以民主权利控制权力来源,公民通过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决定权力主体的产生与更替,从源头保证权力服务于权利、服从于人民。
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制约,形成了动态平衡的社会治理结构:权力制约防止权利无序扩张,权利制约防止权力肆意妄为,二者在法律框架内相互约束、彼此制衡,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稳定秩序。
权力与权利并非静止不变的范畴,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渗透,这种转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权利保障体系完善化的重要表现。
权力向权利的转化,体现为公共权力向个体权利的回归与让渡,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趋势。在传统专制社会中,权力高度集中,个体权利被极度压缩;随着民主法治发展,国家逐步将原本由权力控制的领域交还给社会与个体,使权力转化为个体自由与权利。例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减少行政干预,将生产经营、市场选择、职业自由等权力转化为公民与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在社会治理中,政府推动简政放权,将部分社会管理权力转化为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利、公民的自我管理权利;在政治生活中,权力机关通过立法扩大公民参与,将国家治理权力转化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这种转化本质上是权力回归权利本源,让个体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激发社会活力。
权利向权力的转化,体现为个体权利为实现共同利益而让渡、聚合为公共权力,是权力合法产生的基础。个体权利在面对大规模社会风险、公共利益需求、权利冲突时,往往难以单独实现,因此公民自愿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聚合形成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例如,公民将私人惩罚权让渡给司法机关,形成国家刑罚权;公民将自我管理的权利让渡给行政机关,形成社会管理权;公民将个人意志通过选举聚合为国家意志,形成立法权。这种转化并非权利的丧失,而是权利的制度化保障,通过公共权力的集中行使,更高效地维护全体公民的共同权利。
权力与权利的相互转化,始终以权利保障为最终目标。权力向权利转化,是为了扩大个体自由、激发社会活力;权利向权力转化,是为了强化公共保障、维护整体利益。二者在动态转化中实现平衡,推动社会治理从“权力管控”走向“权利保障”。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权力与权利关系不断重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从原始社会的朴素统一,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极端对立,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平衡,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共生,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制度变革与思想解放,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类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尚未产生阶级分化与国家公共权力。部落首领的权力来源于氏族成员的共同授权,其职责是组织生产、分配资源、抵御外敌,本质上是为全体成员的生存权利服务。此时的权力不具有压迫性与剥削性,与氏族成员的生存权、劳动权、平等权高度统一,权力行使的目的就是保障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
这种朴素统一建立在极低生产力与原始公有制基础之上,缺乏制度保障与权利意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良性互动。但它揭示了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原初形态:权力源于权利、服务权利,二者不存在根本对立。
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私有制产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国家公共权力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从统一走向全面对立。
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完全占有生产资料与奴隶人身,奴隶不被视为权利主体,仅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毫无生命权、人身权、财产权可言。奴隶主阶级垄断全部国家权力,权力的行使以剥削奴隶、维护奴隶主利益为目的,权力与权利呈现出绝对的割裂与对立:权力只属于统治阶级,权利被统治阶级完全剥夺。
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地主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虽拥有少量生产资料与有限人身自由,但其生命权、财产权、政治权利随时可能被封建王权、贵族权力剥夺。封建国家实行君主专制,皇权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权力凌驾于法律与权利之上,民众权利依附于君主恩赐,无制度保障。权力与权利的对立表现为:权力本位、权利附庸,公共权力异化为统治阶级压迫民众、侵害权利的工具。
这一时期,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本质上是阶级对立的政治表达,权力以压制权利为存在基础,权利以服从权力为生存前提,二者缺乏平等对话与良性互动的空间。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与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专制权力对权利的压制,确立了权利本位与权力制约的制度框架,权力与权利关系进入形式平衡阶段。
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理论,为权力与权利关系重构提供了思想基础。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宪法确立公民基本权利,划定国家权力边界,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规定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服务于公民权利,实现了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变。在制度层面,权力不得随意侵害权利,权利可以监督制约权力,二者形成形式上的平衡关系。
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具有阶级局限性与形式性。资产阶级凭借经济优势垄断政治权力,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广大无产阶级的权利缺乏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权力依然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权力与权利的本质对立并未消除。这种形式平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有限妥协,无法实现权力与权利的线 社会主义社会:权力与权利的实质共生
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从根本上消除了权力与权利对立的阶级根源,实现了权力与权利的实质统一与良性共生。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的行使者是人民的公仆,权力运行的唯一目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根本权利。国家通过宪法与法律体系,确认公民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权利,建立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防止权力异化与滥用;同时通过发展经济、完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为权利实现提供物质保障与制度支撑,使权利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与权利不再是阶级对立的产物,而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统一整体:权力是权利实现的保障,权利是权力运行的目标;权力以权利为边界,权利以权力为支撑;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共同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共同富裕。这是人类历史上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最高形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理想状态。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改革深化与法治建设的关键时期,权力与权利关系总体上呈现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态势,但受传统观念、体制机制、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依然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制约着权力规范运行与权利充分保障。
部分领域仍存在权力边界模糊、行政干预过多、权力滥用等问题,对公民与市场主体的权利空间形成不当挤压。在经济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过度干预市场、行政审批繁琐、选择性执法等现象,侵犯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与公平竞争权;在社会领域,个别执法机关存在程序违法、粗暴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等行为,侵害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与人格尊严;在基层治理中,部分基层组织权力运行不规范,存在侵害群众土地权益、社会保障权利、民主参与权利的问题。权力越位与扩张,导致权利行使空间被压缩,权利保障效果打折扣。
与权力越位相伴的是权力缺位,部分公共权力机关存在不作为、慢作为、懒政怠政等问题,未能有效履行权利保障职责。在公共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的生存权、发展权保障不足;在权利救济领域,部分纠纷解决机制不畅通,公民维权成本高、效率低,合法权利得不到及时补救;在市场监管与社会治理领域,对侵害消费者权利、劳动者权利、生态环境权利的行为监管不力、惩处不严,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够坚固。权力缺位导致权利“悬空”,法定权利难以转化为现实利益。
随着法治宣传与社会发展,公民权利意识全面觉醒,维权诉求日益增长,但部分个体存在权利滥用、过度维权、非理性维权等现象,对权力正常运行与公共利益造成冲击。一些公民将个人权利绝对化,忽视法定义务与公共利益,为实现个人诉求采取缠访闹访、阻碍执法、破坏公共秩序等方式;部分市场主体滥用民事权利,恶意违约、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破坏市场秩序;个别群体将局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之上,不当主张权利,影响社会整体秩序。权利行使失范,既破坏权力运行效率,也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实践中,权力与权利的边界在部分领域仍不够清晰,制度规范不够细化,导致权力行使与权利行使缺乏明确标准。一方面,部分法律法规对权力职权、程序、责任规定不够具体,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引发权力滥用;另一方面,部分公民对权利边界、义务约束、维权程序认知不足,将合理诉求转化为非理性行为。权力与权利边界模糊,导致二者容易产生冲突,难以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实行专制集权,形成了“权力本位”“官本位”的思想观念,部分公职人员仍存在重权力、轻权利,重管理、轻服务的思维,将权力视为管控工具而非保障手段,缺乏权利保障意识与依法行政理念。这种传统观念的历史惯性,导致权力运行容易偏离权利保障的轨道。
行政体制、司法体制、监督体制改革仍在深化过程中,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不够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落实不够彻底,自由裁量权规范不够严格,对权力滥用、不作为的问责机制不够健全。同时,权利保障制度、维权救济机制、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仍存在短板,难以适应公民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存在,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权利需求差异显著。利益结构失衡导致部分群体权利实现不充分,容易引发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冲突;同时,市场经济发展带来利益多元化,部分主体为追求个人利益忽视公共利益,加剧权利行使失范现象。
全社会法治信仰尚未完全形成,部分公职人员法治意识薄弱,不依法用权、不依法办事;部分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但义务意识、法治意识不足,不懂得依、理性维权。法治文化培育滞后,导致权力运行缺乏法治约束,权利行使缺乏理性规范,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缺乏文化支撑。
构建权力与权利良性互动、协同共生的关系,是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公平、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立足中国国情与现实困境,应从权力规范、权利保障、边界厘清、文化培育四个维度发力,实现权力为民、权利向善、法治为纲的目标。
规范权力是保障权利的前提,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一,依法划定权力边界,全面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杜绝权力越位、缺位、错位。深化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与行政干预,把市场与社会的权利还给市场与社会。
第二,完善权力运行程序,严格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规范行政决策、行政执法、司法裁判的程序规则,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
第三,强化权力监督问责,构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协同发力的监督体系,加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权力的监督制约,对权力滥用、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严肃问责,确保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第四,树立权力服务理念,推动权力运行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强化公职人员的公仆意识与权利保障意识,把保障公民权利、服务人民群众作为权力行使的根本标准。
权利保障是权力运行的目的,必须构建全面、公平、高效、可及的权利保障体系,让法定权利真正转化为公民的现实利益。
第一,完善权利立法体系,以宪法为核心,完善民法典、行政法、社会法等领域立法,细化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规范,明确权利边界与救济途径,构建完备的权利保障法律体系。
第二,畅通权利救济渠道,完善诉讼、仲裁、调解、信访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效率,保障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真正实现“无救济则无权利”。
第三,促进权利平等实现,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收入分配调节、帮扶等措施,缩小权利实现的差距,保障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农民工、低收入群体等的基本权利,推动权利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
第四,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人民能够有效监督权力、参与治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权力与权利的边界清晰,是二者良性互动的基础,必须以法治为核心准绳,明确权力行使与权利行使的合理边界,实现二者平衡协同。
第一,坚持法治至上原则,确立法律在权力与权利关系中的最高权威,权力行使必须依法进行,权利行使必须守法有序,任何主体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二,明确权力不得侵入的权利底线,将公民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住宅安全、通信秘密、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利,设定为权力不可逾越的底线,严禁任何形式的非法侵害。
第三,明确权利行使的法律边界,强化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引导公民在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合法权利,杜绝权利滥用与非理性维权。
第四,建立权力与权利冲突化解机制,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裁决、司法裁判等方式,及时化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以公平公正的规则平衡利益关系。
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最终依赖于全社会法治观念与理性文化的培育,需要从思想层面实现观念重塑。
第一,培育公职人员的权利保障意识,加强法治教育与职业道德建设,让公职人员牢固树立“权力为民、保障权利”的理念,自觉依法用权、为民用权。
第二,培育公民的理性权利观念,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自身权利,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尊重公共利益与他人权利,做到理性维权、依、有序维权。
第三,弘扬权利与权力协同的价值理念,在全社会树立“权力保障权利、权利支撑权力”的共识,让权力与权利从对立走向共生,从冲突走向协同。
权力与权利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与法律生活的核心范畴,二者的关系贯穿人类文明发展全过程,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社会秩序与个体命运。从理论逻辑看,权利是权力的本源与目的,权力是权利的保障与支撑,二者相互制约、相互转化,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从历史演进看,二者经历了朴素统一、极端对立、形式平衡、实质共生四个阶段,最终走向以人民为中心、以法治为保障的良性互动;从现实实践看,当代中国权力与权利关系总体向好,但仍存在权力越位缺位、权利保障不足、边界模糊等困境,需要通过规范权力、保障权利、厘清边界、培育文化加以破解。
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必须坚守人民主权、权利本位、法治至上的核心理念,让权力始终服务于权利、受制于法律,让权利始终得到制度保障、理性行使。唯有实现权力规范运行与权利充分保障的良性共生,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长治久安。
而这一切,演员靳东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提醒。为了这个素未谋面的“男友”,她剪掉了自己的长发,不惜与相伴多年的丈夫闹翻,甚至收拾好行李,执意要一个人前往长春,去见她口中的“东弟弟”,那份执着与痴迷,让人既无奈又心疼。
河南南阳的仝先生在网上发帖求助,称女儿景景1月底突然失联,经多方排查确定其身处柬埔寨电诈园区。控制景景的人多次向他索要赎金,还在视频通话中殴打景景,并威胁要找人对她实施“”。仝先生卖掉汽车、多方凑钱,先后两次支付赎金,总额达10多万元,但对方始终未放人。
极目新闻记者 吴昌华3月28日早晨,著名美籍华裔神探李昌钰博士去世的消息传来,湖北公安不少微信群里,大家表示哀悼。和李昌钰夫妇交往甚笃的赵志飞,接到极目新闻记者电话时表示深感震惊,“难忍心痛,悲不自抑”。
教育部:严禁学生入团、入队、班干部选拔弄虚作假#教育部 #学生入团 #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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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31日夜,白宫灯火通明,特朗普本人罕见发表紧急讲话,表示美军可能将在两到三周内结束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准备撤离中东。
外媒紧盯报重磅警告:日本囤积44吨钚,可造5500枚核弹!中国周边暗藏“核门槛”幽灵。“日本距离核武装化,只差拧一把螺丝刀。”这句话并非出自某部科幻小说,而是刊登在机关报《报》上的严厉警告。
刚到北京,他没先见中方官员,反而先去参加了旅华韩侨的座谈会,当场就放了软话,说韩中关系全面恢复是本届政府最重大的外交成就,要尽最大努力加强双方沟通合作。
3月31日,特朗普在白宫告诉记者:“我们很快就会撤军,大概在两周或三周之内,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打下去。”
这一趋势在多项数据中有所体现:黄金ETF延续资金净流入态势,银行端积存金业务明显增长,投资金条的需求亦同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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