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凯发集团县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神经末梢”,青少年法治教育作为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直接关系到8.6亿县域人口中未成年群体的成长底色,更影响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根基。今年5月2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福建法院少年审判工作白皮书(2022-2024)》,显示三年来全省审结涉未成年人案件72,619件,刑事案件占5.35%,盗窃罪、诈骗罪增长显著,犯罪主体以初中以下学历群体为主(86.82%),暴露出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家庭监护缺失等共性问题。宁德市作为脱贫攻坚与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城市代表,其县域涉未成年人案件特征、司法保护实践与全省趋势高度契合。本文基于对宁德市各区县青少年法治现状的调研,系统梳理县域青少年法治教育现状与困境,提出以法院为主导的系统性破局路径,为县域青少年法治教育提供参考。
根据福建法院《少年审判工作白皮书(2022-2024)》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或遭受侵害的情况不在少数,主要原因为青少年法治教育不足、违法犯罪成本较低、家庭监护缺失。但从调研情况看,近年来县域青少年法治教育在政策推动下取得一定进展,形成“学校为主、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初步格局。同时,受资源禀赋、协同能力、实践转化等制约,仍面临“碎片化供给、浅表化实践、空心化保障”的困境。
学校是县域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核心载体,据调研,蕉城区中小学法治课年均开课率达85%,但“专职教师缺、内容碎片化”问题突出。一是师资以兼职为主,95%的中小学法治教师由思政教师或班主任兼任,且超80%的兼职教师未接受过系统法律培训;二是内容适配性差,存在“小学初中重复授课”;三是实践活动覆盖率低,仅少数学校开展“模拟法庭”“法治研学”等实践活动。
县域教育、公安、法检等部门均参与法治教育,但多为“各自为战”。一是教育部门侧重课程统筹,但缺乏司法资源支撑,教学多以《道德与法治》授课式为主,案例占比少,学生认可度低;二是公检法部门侧重普法宣传,但与学校课程衔接不足,多数活动为一次性讲座,未形成长效机制;三是法院初步介入,宁德9家基层法院均于2023年开始选派法治副校长,但覆盖面不广、履职效果参差不齐。
近年来,法院已探索司法资源融入法治教育,但多停留在“单点突破”。一是阵地建设基础不足,宁德9地市,仅蕉城区有设立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二是案例资源未盘活,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中,极少数被转化为普法素材;三是协同统筹能力弱,未形成法院牵头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
从调研情况看,县域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困境并非“无资源”,而是“资源错配、机制失灵、转化不足”,具体可归结为四大核心矛盾:
城乡资源差距悬殊:城区学校年均法治活动2-3场,乡村学校不足1场次,有的乡村学校全年未开展过1场;城区学校法治副校长配备率超200%,乡村学校仅20%。
学段供给断层:小学阶段“行为规范”与初中“法律常识”重复率达60%,高中阶段“法治思维培育”课程缺失,未形成“认知——认同——践行”的螺旋式上升体系。
主体权责“碎片化”:法检、教育局、学校均参与法治教育,但未明确职责边界——公检法法治副校长的授课内容与学校思政课重复。
协同机制“临时化”:县域的法治教育未建立常态化协同会商制度,多数协同为“节日前临时联动”。
评估重“量”轻“质”:各县域法治教育多以“活动场次、参与人数”为核心评估指标,未提及青少年法律认知提升情况、法治行为养成等质性指标。
实践转化“断层”:法治教育多停留在“认知层面”,未开展“法律实践——行为养成”的衔接工作;某县学生在问卷中反馈,“知道校园欺凌违法,但被欺负时还是不知道找谁帮忙”,反映出从“知道”到“会用”的转化短板。
县域法院在法治教育中存在“两个模糊”:一是职能定位模糊,多数法院将法治教育视为“额外任务”,而非“司法职能延伸”;二是专业优势模糊,法院拥有的庭审资源、案例资源未充分转化,仅三分一的县域法院将庭审视频剪辑为普法短片;法治副校长授课仍以“条文式”说教为主,未结合审判实践解读法律价值。
针对上述困境,法院应立足其“司法资源优势、统筹协调能力、法定职责定位”,构建“协同治理、资源供给、评估保障、实践赋能”“四维一体”的解决方案,实现从“碎片化供给”到“系统化治理”的转型。
法院需牵头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法院主导、多方参与”的常态化协同机制,明确各主体权责,打通资源整合堵点。
“1个领导小组”:由县委政法委牵头,法院、教育局、公安局、司法局、民政局、妇联、学校、社区负责人为成员,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制定年度计划、协调跨部门问题。
“N个专项工作组”:按职能设“资源建设组”(法院+融媒体+学校)、“特殊群体帮扶组”(法院+社区+民政局)、“评估监督组”(法院+教育局+第三方机构),每组设法官联络员,负责具体落地。
以表格形式细化各主体职责,避免重复与线.搭建“县域法治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由法院牵头开发线上平台,整合三类资源:一是法院的“案例资源库”(按学段/主题分类,含庭审视频、文案解读);二是教育局的“课程需求库”(学校上传的学生认知特点、教学需求);三是社区的“特殊群体台账”(留守儿童、困境家庭未成年人信息),实现“需求——资源”智能匹配。
法院需立足审判实践,开发适配县域青少年认知规律的资源产品,实现“内容精准、形式生动、本地适配”。
以“动画+绘本+游戏”为主,收录本地“玩具纠纷调解”“校园打闹侵权”“未成年权益保护”等案例),设计“法律知识拼图”“小法官断案”等互动游戏。
聚焦“本地案例+实操指南”,建立县域“未成年人典型案例库”(优先选取校园欺凌、网络诈骗、监护纠纷等案件),编写《初中法治实践手册》,包含“案例解析”“求助流程”“证据收集方法”。
围绕县域司法实践热点,开发“思辨性资源”,组织“法治研学活动”,每年2次带领学生观摩真实庭审(如“校园侵权纠纷”“未成年人抚养权案件”),庭后开展“法官点评+学生研讨”。
法院定期筛选本地未成年人相关案件,分类形成“案例素材包”,免费向学校、社区开放;开展“我身边的法治故事”征集活动,鼓励学生记录身边的“校园纠纷”“家庭法律问题”,法院干警筛选典型故事改编为普法案例。
法院需牵头建立科学评估体系,实现“评估——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避免“重形式、轻实效”。
委托第三方机构(如高校教育学院、专业评估公司)每学年开展1次评估,采用“问卷调查+随机抽样+实地考察”的方式,确保结果客观。
组建“评估监督组”,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参与评估过程,监督评估流程;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建立“整改台账”,将评估结果与部门考核、资源配置挂钩:对评估优秀的给予资源倾斜,对存在问题的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发放司法建议等。
法院需联合教育部门,强化师资能力与实践基地建设(如蕉城法院与当地文化部门建立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推动法治教育从“认知”向“践行”转化。
法治副校长“定制化”培训:法院每年开展2次培训,内容涵盖“青少年心理学”“教育教学方法”“案例转化技巧”,采用“模拟授课+专家点评”形式,如让法治副校长模拟“校园欺凌案例教学”,由教育专家指导互动设计;培训后组织考核,考核合格方可履职。
“法官——教师”结对共育:1名法治副校长对接2-3名学校兼职法治教师,每月开展1次“结对交流”——法官指导教师法律知识,教师指导法官教学方法;每学期开展2次联合教研,共同设计教案(如将“本地监护纠纷案例”融入思政课)。
升级法院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划分“庭审观摩区”“模拟法庭区”“案例互动区”,配备VR设备(模拟“被欺凌后求助”“网络诈骗识别”等场景);建立“基地——学校”联动机制,城区学校每学期组织1次基地实践,乡村学校每学年组织1次。
在乡村学校建设“微型法治角”:法院牵头投入专项经费,为乡村学校配备“法治书架”(含法律书籍、案例手册)、“普法电视”(循环播放法院制作的短视频),每所乡村学校配备1名“法官联络员”,每月远程指导1次实践活动。
升级“法院开放日”:将开放日与“研学任务”结合,观摩后完成“研学报告”,由法官批改反馈。
举办“司法实践体验营”:邀请学生跟随法官参与“案件调解”“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等工作,近距离感受司法实践。
针对有行为偏差(如盗窃、暴力倾向)的学生,探索符合时代要求和地方特色的专门教育发展路径,用心呵护、用爱启迪、用专业引领,帮助每一位学生矫正行为偏差、重拾学习信心、顺利融入社会。
县域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破局,关键在于找准“主导者”与“协同者”的定位——法院并非“包揽一切”,而是以司法资源为核心、以协同机制为纽带,串联起学校、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形成“资源互通、责任共担、成效共享”的治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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