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法院在恒大集团系列案件中先后发布多项冻结令(Mareva injunction)与接管令(Receivership order),逐步形成了对许家印及其实益持有资产的全面保全体系。
恒大系列案件不仅是债务重组的商业事件,也成为香港衡平法体系的一次深度演练。
从冻结令到接管令,法院如何判断“实益控制”?为何对部分家族信托暂缓接管?
本文根据判决书内容,梳理案件发展脉络、法律依据及法院逻辑,揭示香港法院在跨境资产保护与信托结构认定上的最新取向。
根据目前的公开判决书以及香港披露易关于恒大集团的公开信息,未确认许家印或其前妻名下存在任何信托结构。
虽然市场舆论普遍关注“家族信托是否被击穿”,但法院的重点并非确认信托存在与否,而在于——若信托资产实为被告控制,是否可被接管。
法官仅援引 Dadourian 案,说明若信托资产受被告实质控制,则接管令可及于该信托,这属于 Chabra 管辖原则的理论适用(HCA000551G_2024 p.55–61)。
评析: 判决中未提及许家印信托的存在,法院并未认定“信托被击穿”,而是引用案例在原则层面指出:若被告借助信托掩盖实益控制,法院有权通过接管令穿透调查,体现出衡平法上“实质重于形式”的精神。
冻结令与接管令并非对被告的惩罚,而是衡平法上的临时救济措施,用以防止资产流失(HCA000551G_2024 p.25–27)。
评析: 公司清盘程序与个人冻结程序是并行的两条线。前者处理公司债务,后者针对实控人个人资产防止转移。
根据冻结令的要求,被告被告须在七日内提交完整的资产清单(HCMP001080E_2024 p.4)。然而,许家印未依命披露任何资产,其律师辩称因被内地羁押而无法履行披露义务。法院审查后认为,该理由缺乏独立证据支持,不能成立(HCA000551G_2024 p.92–93)。
这一“不披露”成为案件的关键转折点。法院认定许家印已违反披露令,显示其不再具备受信任地管理自身资产的条件,遂转而采取更强制性的措施——任命接管人介入,以保障资产的完整与透明。
评析:冻结转向接管,体现了衡平法的核心逻辑:诚信原则(equity acts in personam)。
衡平法框架下,法院的救济依赖当事人的诚实与配合;当一方拒绝履行披露义务时,衡平法不再维护其形式上的财产控制权,而通过接管制度确保资产受独立监管,防止债权人利益受损。
判决书中没有看到许家印的信托,但是确实看到了恒大前CEO夏海钧(作为本案第二被告),以及其前妻何坤(第八被告)的家族信托,New Life Revocable Trust。
评析: 法院对 New Life Revocable Trust 的处理十分谨慎,仅暂缓审理,体现出对信托财产权与受益权区分的尊重。
此举表明香港法院在运用 Chabra管辖原则时,仍保持“比例与合理性”原则。
该案中,被告 Mr. Chabra 是主要债务人的雇员兼代理人,并非诉讼的主要被告,但他名下持有部分被怀疑属于主要被告实际控制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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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银行申请针对 Mr. Chabra 的冻结令,请求法院在判决前防止这些资产被转移。
法院最终裁定,尽管 Mr. Chabra 并非实质被告,但因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名下资产系主要被告的实益财产,法院可以依据衡平法原则,对其签发冻结令。
当第三方虽非被告,但其名下资产实为被告所有或控制时,法院可行使“Chabra jurisdiction”,对该第三方作出冻结或接管命令。
自此,“Chabra”成为这一衡平法管辖原则的简称,用以指代所有类似情形下对第三方发布资产保全令的做法。
简而言之,Chabra 管辖是一种“延伸性资产保全权力”:法院可以针对“表面上无直接责任”的第三方行使命令,以防主要被告通过代持、离岸公司或信托等方式隐藏资产、逃避执行。
因此,即便第三方名义上为独立法人或个人,只要其所持资产“实质上”属于主要被告的控制或利益范围,法院即可在判决前采取冻结或接管等措施。
香港法院将其视为一种衡平法上辅助性管辖权,用于确保主诉程序的有效执行与资产追索的公正性。
冻结令(Mareva)是静态的资金锁定,而接管令(Receivership)是动态的资产管理。
法院从冻结转向接管,标志着恒大案从“保全阶段”进入“执行性调查阶段”,接管人不仅可以查账、冻结,还能以自身名义处理资产事务。
实质控制优于名义持有:Chabra 管辖原则使法院可穿透离岸结构,包括信托;
总评: 从2024年3月冻结令到2025年9月接管令确认,法院逐步建立起一条完整的资产追踪与保护链。
恒大案的意义在于,它为未来涉及离岸公司与信托的跨境追索案件提供了范式:衡平法下的救济可以透过形式,直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