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凯发(中国)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财经-证券之星-读懂财经新闻
栏目:k8凯发官网 发布时间:2025-09-28
 按照有关规定,免费通行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即10月1日0时开始,到节假日最后一天,即10月8日24时结束,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只要在免费时段驶出收费公路,即可免收通行费。  对于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可以根据实际位置和时间,就近选择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  经济观察网据上海证券报,国家能源局等4部门

  按照有关规定,免费通行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即10月1日0时开始,到节假日最后一天,即10月8日24时结束,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只要在免费时段驶出收费公路,即可免收通行费。

  对于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可以根据实际位置和时间,就近选择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

  经济观察网据上海证券报,国家能源局等4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能源关键装备产业链供应链实现自主可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技术和产业体系全球领先,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有效保障高效智能能源勘探开发、低碳高效能量转换、低成本高可靠能源存储、高效稳定能源输送等战略任务,有力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指导意见》指出,能源装备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载体。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是全面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和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国家能源局科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指导意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新型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推动能源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坚强的装备保障。

  《指导意见》部署了6个部分共13项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具体包括:加快能源勘探开发装备转型升级、提升能量转换装备质效水平、推动能源存储装备规模化应用、加强能源输送装备技术攻关、推进能源装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和促进能源装备绿色高端发展。

  经济观察网据央视网,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发布《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纲要(试行)》,推进全区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建设系统化、规范化。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已成为重塑教育形态、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力量。此次发布的纲要,紧扣中小学生认知规律与成长需求,强化课程的基础性、实践性、综合性、发展性和伦理性,构建“概念与基础—技术与原理—应用与创新—伦理与安全”四位一体的课程体系。秉持“育人为本、素养导向、立足本土、面向未来”的核心理念,遵循“场景体验—原理探索—应用创新”的认知规律,着力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与技能,为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提供系统化的课程指导。

  纲要提出,人工智能课程在中小学全学段开设,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中小学可将人工智能课程独立设置,也可以与信息科技(技术)、通用技术、科学、综合实践活动、劳动等课程融合开展。纲要还从组织领导、专业支持、师资建设、协同育人等方面提出课程管理和保障的具体措施,推动全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高质量实施。

  经济观察网据央视网,日前,深圳光明国际马术中心正式建成并通过技术验收。作为国内首个采用大跨度木结构体系建设的专业体育场馆,其66米的主体胶合木结构跨度创下我国体育建筑领域新纪录,其在技术突破、文化表达、生态效益与公共融合层面,为中国当代体育建筑提供了全新范式。

  该场馆将作为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马术比赛主场馆投入使用,由深圳汤桦建筑设计事务所联合体设计完成。项目设计融合现代木构技术与传统建筑智慧,采用“彻上明造”屋顶形制与密檩系统,通过坡屋顶、架空层与廊道空间等结构实现自然通风和遮阳避雨,显著降低场馆运营能耗,实现了“被动式节能与低碳建造。木材作为可再生材料的规模化应用,全面提升了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性能。

  在全面推进绿色建造和体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这一创新实践不仅展现了我国建筑行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技术突破,更为未来大型赛事场馆建设树立了绿色转型的新标杆,对推动建筑领域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经济观察网据央视新闻,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我国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形势良好,种子供应有保障。

  今年,我国粮油作物主要制种基地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加工生产能力稳步增强,制种技术落实到位,再加上气候条件总体正常,预计制种单产比常年有所提高,种子质量良好。

  其中,冬小麦制种收获面积1410万亩,可供种量69.1亿公斤,预计抗寒抗倒伏、灌浆快、抗穗发芽的高产优质品种表现突出。

  冬油菜制种收获面积27.6万亩,可供种量3849.1万公斤,预计高产高油、耐密耐迟播、宜机收、抗性强等优质品种表现突出。

  经济观察网据央广网,9月26日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展债券回购业务的公告。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广度深度不断提升。截至2025年8月末,中国债券市场余额19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1-8月,中国债券发行规模超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债券净融资11.8万亿元人民币,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44.5%,是实体经济融资的第二大渠道。

  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显著提升。中国债券已先后被纳入彭博巴克莱、摩根大通、富时罗素三大国际债券指数,目前在富时罗素全球国债指数中的占比升至全球第二,在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中的占比升至全球第三,都高于纳入指数时的预计占比,充分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债券资产的信心。截至2025年8月末,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70家境外机构,在中国债券市场持债约4万亿元人民币;2025年1-8月,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债券现券成交规模约11.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债券通北向通规模约7.2万亿元人民币,南北双向交易投资持续活跃;截至2025年8月末,互换通累计成交1.5万多笔,累计成交名义本金约8.2万亿元人民币,当前成交规模较上线月,我国债券回购交易规模累计达14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5.2%。2015年起,境外主权类机构、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和境外参加行三类机构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债券回购业务。2025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共同推出离岸债券回购业务;6月,香港金管局宣布离岸债券回购业务优化安排。此次,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各类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债券市场开展债券回购业务,为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了灵活高效的流动性管理渠道和风险管理手段,同时,标的债券过户等机制设计与国际主流回购实践接轨,有助于增强中国债券市场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进一步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与此同时,债券回购开放有助于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大力先后推动“债券通”北向通、南向通、“互换通”落地,并持续优化相关业务运行机制,提升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的联通水平。债券回购方面,推出以“债券通”项下债券为抵押品的离岸债券回购业务,此次债券回购开放支持“债券通”渠道入市的全部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债券市场开展业务,有助于促进在岸和离岸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据天津市人民政府网?,9月27日,第三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低空安防技术创新”主题论坛举行,100余位来自国家部委、重点央企、知名高校、行业组织、无人机制造和研发企业的代表,聚焦“促进低空经济安全发展,加快低空安防技术创新”的主题,围绕低空安防与网络安全的深度融合,针对当前无人机“黑飞”、无线电干扰、空域冲突等低空安防突出风险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低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孙永生认为,低空安全作为新型非传统安全,应当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低空安防,从理念、措施、产业、模式上进行变革,构建内核驱动理论模型。聚焦精准识别、低成本广域覆盖推动治理工具精准化,聚焦风险评估、仿真推演推动执法方式绿色化,聚焦专业培训、应急处置推动治理主体规范化,积极构建“多元共治—立体保障—低空安防”的治理总图景。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总工程师沈云湜表示,面对当前低慢小航空器防反难度大、管控困难、管理设备缺乏平台支撑、效能不足等问题,应当依托政策法规的支撑,协同推进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建设与相关条例落地,积极构建多元数据整合、标准规范制定等“1+5+4”公共安全四位一体低空安全体系,为保障低空安全提供支撑保障。

  当时的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婴儿依恋父母,是因为父母为他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能让他吃饱穿暖,存活下来。

  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华生提出,只要妈妈给孩子提供充足的食物,就能满足孩子对爱的需要,并主张妈妈不要跟孩子太亲密,以免孩子过于依恋母亲,难以独立。

  另一个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斯金纳还提出了“强化理论”,称孩子哭泣时,父母不应该立刻就去抱他,否则就会强化他的行为,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哭鬼。

  很多人都对“碗柜理论”深信不疑,即便是现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持有类似的教养观念。

  当年我坐月子时,就经常会有过来人跟我分享经验:孩子千万不能一哭就抱,否则会成“落地响宝宝”,你一撒手她就哭个没完。

  他认为,婴儿会依恋带给他接触性安慰的人。换句话说,爱的真相不是提供食物,而是情感依恋和肢体接触。

  “恒河猴实验”堪称心理学依恋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实证,但实验过程极其残忍,被用做实验的,是与人类基因相似度高达94%的恒河猴。

  哈洛把一群刚出生的小猴子从它们的妈妈身边抱走,分别关进各自的笼子里,而他事先在笼子里已经准备好了两个“假妈妈”。

  在哈洛的实验记载中,它们不断尖叫,甚至大小便失禁,整个实验室里臭味弥漫。

  如果“碗柜理论”是对的,那么,幼猴就一定会选择那个能够给它提供奶喝的“铁丝妈妈”,但实际上,小猴子们都选择爬到“绒布妈妈”的身上。

  它们会不停地抚摸“绒布妈妈”的脸,轻咬它的身体,或在它身上来回蹭好几个小时,直到自己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到铁丝妈妈那里,喝饱了奶又再回来。

  哈洛的实验结果显示,幼猴对肢体接触的需要,已经超越了吃奶的生理需要,他甚至说,“只有奶水,人类绝对活不久。”

  一项针对北美孤儿院的研究表明,即便有良好的食物和医疗照顾,那里的儿童都会有严重的感情和生理失调,而且死亡率很高。

  曾经有朋友拿不定主意,问我到底要不要送孩子去上寄宿制幼儿园。那个幼儿园收费很高,据说也很有名。

  但我给她的建议是,不上。再昂贵、再有名的幼儿园,也比不过每天有机会跟妈妈在一起,感受妈妈怀抱所带来的滋养。

  妈妈的拥抱、抚触、亲昵,才是孩子真正的渴望和需求,也是他成长必不可少的养料。

  一开始,他用两个小的自行车灯充当假母猴的眼睛,后来又给假母猴装上了一个细节更精细的脸。

  现在,假母猴戴上了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猴子面具,幼猴却无法接受,不停地尖叫、躲到角落发抖,直到研究人员把有脸的这一面转开,小猴子才又重新回到绒布妈妈身边。

  显然,幼猴更喜欢它最初看到的模样。哪怕只是一个“假妈妈”,当幼猴与它建立起依恋关系后,就不太容易会“变心”。

  接下来,哈洛还想看看幼猴会对假母猴产生什么样的依恋关系,于是又进行了一项更残忍的实验。

  他在假母猴的身上装了很多会伤害幼猴的机关,有些会突然喷出冰冷的水柱,有些会刺伤幼猴,但无论假妈妈怎么虐待幼猴,它都不会远离。

  哪怕遍体鳞伤,连走路都已经踉踉跄跄了,它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个冷酷的假妈妈身边,试图寻求一点点温暖。

  他据此得出结论,幼猴会依恋上绒布母猴,而且这几乎和跟真正的母猴在一起时没什么差别。

  这个实验结论在当时很有轰动效应,哈洛也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心理学家,并在1958年当选美国心理协会主席。

  它们无法与其他猴子共处,有些小猴子甚至还出现了极端的反群体行为,或是各种异常表现,比如不停地摇晃、啃咬自残、自闭倾向等等。

  有些小猴子的手臂上,到处都是溃烂的伤口,有一只小猴子甚至还咬掉了自己的整个手臂。

  最后,他终于发现,除了接触安慰之外,动作以及与同类的真实互动也十分关键。

  “假妈妈”的问题在于,她不会动,也没有办法和幼猴交流。所以,在“假妈妈”身边长大的幼猴,既不会嬉闹游戏,也不会交配。

  为了研究这群幼猴长大后会成为怎样的母亲,哈洛又设计了一个更加残酷的实验。

  这些刚出生就被迫与妈妈分离,然后在“假妈妈”身边长大的猴子,在被迫成为妈妈之后,也表现得爱无能,并且冷酷到底。

  有些母猴经常虐待幼猴甚至咬死了自己的孩子,有些母猴则对幼猴漠不关心,只有少数看上去“还算正常”。

  哈洛的“恒河猴实验”为后来的心理学家们研究依恋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也让人们开始意识到,早期依恋关系对于孩子一生的成长至关重要。

  这个部分能查到的相关资料并不多,他只是曾在传记中提到过自己的母亲。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冷淡疏离,想必哈洛也是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长大。

  他曾多次抑郁症发作,在他发现“假妈妈”养育的幼猴很不正常时,他还开始酗酒。

  有动物保护人士甚至攻击他说,哈洛之所以设计这些残酷的实验,只因为他是个虐待狂。

  我记得我当初在医院生孩子时,刚出产房,医生就把刚出生的宝宝抱到我身上,让她光着身子在我胸口趴了好长时间。

  另外,现在提倡母乳喂养,一方面是因为母乳有更好的天然营养和免疫因子,更重要的是,在哺乳过程中,妈妈所给予孩子的亲密接触和目光注视。

  只是,这个温暖的结果,却是让很多无辜的猴子承担了不该属于它们的痛苦换来的。

  自2025年5月21日《香港稳定币条例》通过后,市场发展进入快速落地期。随着2025年9月30日正式申请截止日期的临近,多家海内外大型金融与科技企业,如蚂蚁集团旗下的蚂蚁数科、京东集团下属的京东币链科技、渣打银行和香港电讯等组成的联合体,均公开表示将/拟申请香港稳定币牌照。这显示出香港市场对该牌照的强烈需求,行业与资本市场也高度关注最终申请结果。

  本轮申请延续了香港金融监管“高标准、严合规”的一贯特征。监管不仅要求申请人具备雄厚资本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更强调要有清晰的应用场景和可落地的业务路径。可以说,监管机构正借此构建兼顾安全与创新的制度范式,为香港在全球稳定币格局中确立地位夯实基础。

  过去十多年,加密货币市场剧烈波动,始终困扰行业的健康发展。比特币等主流代币因高波动性,难以在支付、交易和投资场景中大规模应用。为应对原生加密资产的高波动性,稳定币应运而生。

  稳定币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架构,锚定法币实现价格稳定的数字资产。以2014年香港注册的泰达系公司(Tether)推出的USDT为例,其核心机制是与资产储备“1比1挂钩”,从而确保在加密市场中的交易媒介功能。与比特币相比,稳定币更适合日常交易、跨境结算等金融场景。

  稳定币“以数字资产承载法币信用”的设计,使其迅速普及,并为全球加密市场带来新变化。它不仅成为加密交易的基础工具,还在支付、去中心化金融(DeFi)以及现实世界资产通证化(RWA)投资等场景中展现出巨大潜力。

  随着稳定币交易规模扩大和应用场景增多,全球监管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加密资产被视为高风险、高波动、难监管的金融边缘品种。但稳定币因价值锚定特征、实际交易功能和金融科技融合潜力,正受到越来越多司法管辖区的关注。对中国而言,通过香港推动合规稳定币,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国家在全球贸易与金融版图中的战略配置。

  首先,稳定币有机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全球贸易体系演进。以人民币计价的稳定币可在“一带一路”等优势走廊和跨境电商等高频场景率先落地,通过市场化推广提升接受度和使用惯性,逐步形成以人民币为中心的数字化贸易生态,在外部摩擦与不确定性上升时,为经济提供更强的缓冲与对冲能力。

  在金融基础设施层面,稳定币有望提升金融基础设施韧性与现代化水平,成为“第二清算通路”。基于区块链的跨境结算相比传统代理行网络更快、更透明、边际成本更低,可在地缘风险、单点依赖或局部断链时维持经贸连续性,并以可编程支付服务实体经济的与供应链金融。

  在对外开放与规则共建方面,稳定币传递出中国通过香港高水平开放与拥抱金融科技的明确信号,有助于在区域协作、跨境监管与技术标准上发声,提升人民币相关数字资产的可获得性与可投资性,以制度型开放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演进。

  同时,监管与治理能力同样将被重塑。稳定币天然留痕,便于实现从发行、流转到清算的全周期穿透式监管,弥补传统跨境支付的盲区;叠加可编程合约,可将反洗钱与外汇管理规则嵌入交易层,自动预警与拦截异常,提高合规效率并降低人为干预风险,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现代、更稳健的制度保障。

  香港借助“一国两制”优势,成为中国推动稳定币发展的先锋。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今年通过了《稳定币条例》。对内,香港政府明确合规框架,为本地金融机构与企业提供可信赖的落地路径;对外,利用立法先发优势,吸引全球资本与项目入驻。

  香港现阶段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应用场景拓展,广泛对充电桩、光伏电站收益权、贸易应收账款等标的进行代币化,提升资产流动性,探索实体经济新的融资渠道。其二,跨境支付与贸易结算创新,稳定币凭借高效率、低成本优势,尝试解决传统金融流程耗时较长、成本较高的问题。

  同时,香港监管层强调“行稳致远”的底线思维:一方面,明确本地发行关键要求,如全额抵押与真实身份核验;另一方面,对业务开展提出可操作的“硬约束”,如必须具备可验证的商业场景、制定有序的退出安排,确保发行人能在商业或经营环境变化时平稳退场。监管还要求发行人满足客户赎回需求且不得设置不合理障碍,将传统货币基金式的资产负债管理经验引入稳定币储备管理逻辑,显著提高风控标准。

  配合香港金管局与证监会对投机与炒作风险的联合提示,香港正以“先合规、后做大”的路径,为数字资产生态提供可持续、可复制的制度土壤。

  在太平洋彼岸,美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稳定币发展,并通过立法将稳定币乃至更大的加密资产领域纳入监管框架。特朗普政府推动《GENIUS法案》立法,标志着联邦层面对稳定币的正面认可,其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元在未来数字金融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国会认为,稳定币的去中介、无国界特性若不加以规范,将削弱美元在跨境支付与全球清算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立法,美国不仅承认稳定币的商业潜力,更锁定在数字货币时代的规则制定权。两地立法出发点不同,但都将稳定币视为维护或提升金融主导权的战略工具。

  稳定币的制度化发展,意味着全球金融正在从“账户为中心”的逻辑向“价值流动为中心”的结构演化,有可能成为构建下一代清算体系与货币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

  如果说稳定币为数字世界提供了“货币层”,解决了价值计量与结算问题,降低了链上交易的单位波动,那么RWA则对应“资产层”,将现实世界中已存在或可依法确权的资产,以代币化形式在区块链上发行与流通。两者结构互补,共同探索香港新金融模式。

  金融类又可细分为标准金融资产RWA和预期收益RWA。前者以传统证券为主,覆盖债券、基金、回购协议等。RWA化可提升资产交易效率、降低投资门槛。预期收益RWA则对应由有形或无形资产产生的预期收益,如充电桩的运营现金流、公共事业与高速公路收费、知识产权费等。RWA化可提升资产透明度与可验证性,使小额、分散的权益得以规模化运作。

  商品RWA则体现商品的使用权或兑换权,与金融类的区别是无内生现金流机制、不再生成利息。典型如葡萄提货券、数据中心算力,其价值在于把未来需求前置为当期现金,缓解企业现金流与扩产爬坡压力,并自带营销杠杆。

  稳定币这一“货币层”的成熟,为RWA的定价、撮合与清算提供了可复制的底座,有利于各类资产以更低门槛进入全球化的链上市场。同时,优质RWA为稳定币注入真实资产使用场景与信用背书,提升其可信度与应用深度。二者相互赋能,共同构筑未来香港区块链金融的底层结构。

  在这种互动下,数字金融迈向新阶段,既可延展至传统金融领域,也能催生全新生态模式,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塑提供可能。

  对企业而言,RWA的第一个核心价值在于前所未有的流通效率。传统跨境贸易结算受时差、银行营业时间与清算流程约束,资金在途沉淀数日乃至数周。当资产以链上凭证形式存在时,能将“资金状态—单证状态—物流状态”在同一时间轴上对齐,企业可在货物到港、单证确认的同时即时触发结算,实现“24×7”小时、跨时区的资金流转,显著缩短贸易周期,提升现金流管理与供应链韧性,对出口导向型企业而言,这种效率优势将成为未来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第二个价值在于资产形态的改变,使其可以被“切碎”并以更小单位在市场中流通。传统融资方式对资产规模与投资者门槛要求较高,导致部分企业即便拥有优质资产,也难以及时转化为融资能力。资产一旦可被拆分为可编码、可追踪的链上单位,更广泛的投资者即可参与。这不仅拓宽了融资渠道,也让资金供给更贴合需求,避免因单一投资者退出而导致融资中断。从中小企业到大型企业,RWA都将在融资灵活度与资金覆盖面上带来显著增量。

  领先企业已率先行动,投身香港金管局的沙盒实验,积极探索并布局未来新金融生态。例如,朗新科技与蚂蚁合作的“新能源充电桩RWA”项目,让传统上难以融资的充电桩预期收益成功发行,在香港融资约1亿元人民币,使更轻资产的业务增长模式成为可能。

  首先,市场对RWA与稳定币热情高涨,但监管仍谨慎提醒炒作风险。企业应避免被短期估值与流动性吸引而忽视长期可持续性,一旦市场情绪逆转,项目流动性可能迅速收紧。同时,RWA涉及跨司法区的多主体协作,企业需要在信息同步、监管口径差异、税务与会计处理、数据与隐私要求之间取得平衡,任何一个环节的错配都可能引发合规挑战与成本超支。

  从监管视角看,防止RWA异化为“第二个P2P”是一条清晰的底线。若监管不足,二者相似性将迅速放大:其一,收益权被过度碎片化并面向全体公众销售,易把金融素养不足的脆弱群体卷入难以承受的风险中;其二,若链上与链下的映射关系不牢、底层借款人与抵押物难以穿透核验,链上代币可能沦为空壳;其三,RWA近期被包装成“新风口”,可能引发从众效应与高杠杆风险,与P2P早年的扩张高度相似。因此,唯有审慎监管才能在鼓励创新与守住风险底线之间取得平衡。

  更长远地看,稳定币与RWA有望为香港孕育出新的金融模式。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金融模式的跃迁都会重塑产业秩序。率先落地链上技术的企业,将在制度、技术与流程上积累可复制的先发经验。待监管框架更为明晰、市场步入成熟阶段,这些先发者将以更快的适应力与更强的竞争优势,占据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

  对香港金融机构而言,香港的RWA试点不仅是新型金融工具的落地场景,更是全面接触区块链的桥头堡。在监管与市场逐步探索的环境中,先行者可率先积累合规与组织运行经验,形成持久壁垒。

  首先,我们认为金融机构应先行建立统一认知。在监管逐渐明晰阶段,香港机构应形成对稳定币、RWA与区块链的系统化理解,尤其是其对传统金融底层逻辑与风控闭环的冲击点,以及审慎监管的关注要素。建议由高层牵头组织跨层级学习,形成战略共识与落地方法论,涵盖董事会/高管的战略判断和中层的业务动作,并据此沉淀面向香港市场的知识体系。

  其次,金融机构应谨慎选择RWA类型,优先考虑标准金融RWA。在落地过程中,资产选择决定能否建立信任与合规优势。现阶段,标准金融资产RWA相对其他资产具有更高成熟度与可行性。

  其一,标准金融资产本身受发行机构与监管机构双重审查,投资者对其合规性与透明度更有信心,能有效降低信任成本。其二标准金融资产转化为RWA的流程更简洁,往往以商业化动作为主,无需额外设立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特殊目的载体,系资产证券化中的核心载体)等复杂结构,成本显著优于预期收益RWA和商品RWA。其三市场与机构实践显示,标准金融资产RWA的成熟度更高,流动性机制与投资者接受度更完善。

  因此,在可预见阶段,标准金融资产将成为RWA主线。香港金融机构选择符合香港监管与国际投资者需求的标准金融资产,既稳妥切入,也为未来规模化奠基。

  此外,金融机构应加强合规能力,主动和监管建立高水平信任。围绕香港RWA可能的业务形态,提前规划软硬件与制度性“基础能力包”:包括即时监控与预警处置机制、监管适配层的留痕与报送能力,以及覆盖账户、资产、交易与数据的全链路审计追溯能力;以“可插拔、可验证”的模块化架构搭建PoC(概念验证)与沙盒,逐步完善数据标准与风控规则库。同时,金融机构要超越监管要求,主动与监管和市场沟通,建立高水平信任,避免“追潮流”“假创新”,确保RWA产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坚决防范P2P重演。

  最后,金融机构还应持续能力建设与人才积累,保障长期运行。RWA项目的本质是持续经营,而非“一次性上链”,从信息链上传输到与监管合规的动态对接,都要求稳定的组织能力。缺乏此基础,易引发运营与法律风险,影响项目稳定性。

  在人才层面,RWA与稳定币推进需要具备金融、科技与合规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既理解传统金融底层逻辑,又能把握区块链技术细节,还需熟悉监管要求。香港依托世界级高校与专业服务生态,已形成多层次人才供给网络,可作为业务落地与扩张的重要资源。

  《香港稳定币条例》正进入加速落地期。严格监管所带来的信任背书,正在加速聚合资本、技术与场景,形成新一代“金融创新试验场”。这为企业与金融机构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谁能率先跨入这一新赛道,谁就更可能孕育新的商业模式,或在未来金融生态中掌握话语权。

  在这场以信任为基石、以创新为驱动的金融变革中,唯有勇于探索、善于布局者,方能在千帆竞发之际脱颖而出,占据战略制高点。把握香港的制度优势与国际连接能力,以稳定币为金融底座、以RWA为资产载体、以合规科技为护城河,先行者将有机会在可验证、可复制的商业闭环中积累势能,推动从点状试验走向规模化应用,并最终在全球数字金融竞争中赢得先机。

  (谢祖墀系高风咨询创始人兼CEO,孙志鹏系金融科技专家,吴克晔系高风咨询副合伙人)

  2024年,广东GDP达14.16万亿元,江苏为13.7万亿元,中国经济第一省与第二省的GDP差距缩小至4626亿元。而且,江苏5.8%的实际增速显著高于广东的3.5%,连续5年以明显的经济增速在GDP总量上紧追广东。

  2025年上半年,江苏省GDP为66967.8亿元,广东为68725.4亿元,两省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至1757.6亿元,创近6年同期最小差值。在此背景下,“苏大强能否超粤老大”的舆论再度升温。

  2019年至今,江苏基建增速呈明显上行趋势,广东基建投入则呈现下降态势。2021年以前,广东基建增速一直高于江苏,转折点出现在2022年,此后广东基建增速开始落后于江苏。两者差距在2024年明显扩大,江苏当年基建增速为13.3%,广东仅为0.2%。在中国经济总体下行的背景下,江苏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逆周期调节的方式持续拉动经济增长。

  笔者近期在广东参加一期关于推动县域国企债券融资的调研活动时发现,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来源包括财政资金、国企融资与银行贷款。比较分析显示,广东与江苏在资金获取渠道上,政府专项债差距不大,主要差距体现在县域政府的融资方面。截至2024年末,江苏、广东两省县域地方国企融资的企业数量与融资额分别为481家与8.54万亿元、49家与1.54万亿元。

  江苏省县域国企通过市场化手段融资,规模巨大;而广东县域建设资金主要依靠政府专项债券融资。并且,江苏地方国企融资还有加速趋势,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增加。2024年,江苏省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98.7%,广东仅为3.9%。广东财政专项债投入力有未逮,已引发对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担忧。

  笔者同样心怀担忧,不过并非担忧广东经济落后于江苏,而是担忧广东因担忧被江苏超越,而简单模仿江苏的发展模式。

  在当前全球化深度调整与国内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讨广东与江苏不同的发展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发展路径的一次梳理,有助于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展开新探索。

  广东与江苏的发展模式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治理理念与路径选择。江苏模式的核心在于“政府主导、园区驱动、债务支撑”;广东模式的精髓则在于“市场主导、民企驱动、全球布局”。

  首先,江苏模式有其独特的财政体制安排。江苏是全国唯一一个13个地级市全部实行二级财政的省份,县级政府可直接对中央分税。这一制度安排赋予了县级政府极大的财政自主权和资源调动能力。相比之下,广东仅有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城市实行二级财政,其余县(区)需与省、市两级分成。

  在江苏的财政体制下,土地、资产、特许经营权等优质资源可以一次性注入县城司,土地、园区、水库、码头、海域、广告位、特许经营权等一次性划入县级城投,使资产规模迅速做大。加上省管县体制的实施,造就了“县城投即省级平台”的特殊格局,极大增强了县级政府的融资能力和投资能力,为江苏的园区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其次,江苏模式有其独特的融资机制。在江苏,江南、常熟、张家港等农商行由县国资控股,财政存款与银行授信高度绑定,形成了对县城投“授信无上限”的特殊金融支持机制。这使得江苏的县城投能够以低于3%的成本获取资金,形成“债—贷—债”的良性闭环,为园区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资金支持。据统计,江苏的县城司负债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广东的财政高负债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再次,江苏模式有其独特的干部激励机制。在江苏,重大项目投资额占干部考核权重高达35%,这一制度安排使各级干部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更为关键的是,2018年前江苏对隐性债务实行“一次性锁定+终身免责”政策,大大降低了干部“借钱搞基建”的政治风险。这种“项目出官+债务免责”的人才激励机制,使江苏的干部队伍能够大胆决策、积极作为,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最后,江苏模式有其独特的产业发展模式。江苏实行“链长制”,由省领导亲自担任各产业链“链长”,按照“缺什么引什么”的原则,一条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一抓到底。这种产业发展模式使江苏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高产业竞争力和集聚效应。以LED、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为例,江苏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系统。

  江苏模式如同一个精密钟表,发条是政府信用,齿轮是土地财政,动力是中央货币宽松,其核心在于通过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投资拉动,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当然,这一模式也存在局限性,如对政府信用的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债务风险的累积等。不过,江苏债务“看着高、实则稳”,短期爆雷概率极低;但低风险不等于无风险,一旦宏观利率反转或中央收紧货币,高杠杆就会带来风险。此外,企业选址并非仅取决于基建条件,民营大企业更需要自由开放的市场来自我配置资源。

  对广东而言,江苏模式虽成效显著,但由于两省在财政体制、文化基因与风险承受力等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广东必须坚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一是财政分成差异。广东与江苏在财政体制上存在根本性差异,这是广东无法复制江苏模式的首要刚性约束。广东不仅没有江苏的二级财政体制,县级政府财政自主权远低于江苏,资源调动能力也相对有限。而且,广东省的纳税大户深圳市财政直接对接中央财政,不由广东省掌控。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同时承担着支持自身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对西藏、新疆等扶贫工作的中央任务。

  此外,广东的财政收入结构与江苏也存在差异。广东的税收来源更加多元化,涵盖制造业、服务业、对外贸易等多个领域,江苏更加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税收贡献。这种结构性差异也使广东难以简单复制江苏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

  二是商业文化传统差异。江苏的“政府公司化”模式有其历史合法性基础,源于漕运、盐政、官商等传统制度安排;广东的“市场内生化”模式源远流长,植根于十三行、侨乡、家族企业等商业传统。这种商业文化的差异,使广东的市场主体对政府干预的接受度和适应性与江苏存在明显不同。

  在广东,市场主体更习惯于自主决策和市场竞争,对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产业政策可能存在抵触情绪。江苏对“大政府”有天然依赖,有事找政府,“父母官”观念根深蒂固。广东民间始终对“政府有为”与“大政府”保持警惕,认为“政府应少管”,遇事更倾向于找“会馆”(协会)、找朋友,相信市场。如果广东强化政府主导的发展逻辑,不仅会遭遇民间对“政府主导”的合法性质疑,还可能削弱市场信心,影响经济活力。

  三是风险承受能力差异。20世纪90年代,广东国投等财务违约与破产事件使广东被中央列为“隐性债务重点监控区”,无法再享受江苏曾经享受的“老债免责”政策。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广东若复制高负债与高投资路径,极易触碰风险档位,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

  与江苏相比,广东的债务结构更加复杂,风险承受能力也相对有限。广东的地方政府债务、普通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水平均高于江苏,这使得广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投资时面临更大的风险约束。

  此外,广东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其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外部市场和国际环境。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广东面临的外部风险远高于江苏。这使得广东在实施产业政策和投资策略时需要更加谨慎,不能简单复制江苏的高杠杆模式。

  广东的优势在于市场化程度高、开放型经济发达、创新活力强、对外资源丰富等。广东应立足这些优势,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开放为引领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与江苏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广东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拥有1.27亿实时人口。2024年,广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79万亿元,庞大的消费市场为广东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广东,“有市场就有产业”已成为一种发展常态,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43%,本土消费直接对接全球需求。这种市场规模优势是江苏等省份难以比拟的。

  广东拥有几乎全部工业门类体系,是国内制造业产业链条最为完整的省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中心。广东产业集群优势明显,拥有近400个地方产业集群,其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家具、家电、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不仅规模庞大,而且产业链完整,配套能力强。

  相对于江苏省更偏向基础工业的产业结构,广东省的产业以电子轻工业为主,偏向消费市场。在全球产业结构重组的背景下,广东省的产业更容易通过消费市场的打造,实现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品牌的跃升。

  一般而言,一个产品从生产到销售需要经历设计、制造、物流、销售渠道、品牌、售后等环节,生产环节所产生的增加值占比不足30%,而市场销售环节可以占到70%以上。消费对国家GDP贡献高,增加值主要在消费环节上。如果广东要在GDP增速上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建设广东消费大市场是当前经济环境下的不二选择。

  2010年前后,欧美市场掀起新消费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就是高科技赋能新消费,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新消费品牌。这场新消费运动本质上是技术革命、社会思潮与产业瓶颈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市场饱和倒逼下的产业突围,将技术积累所溢出的效应与产业转型的需求结合,把制造业的技术红利转化为市场红利。其核心驱动力并非单一市场转移,而是新技术应用、经济转型与文化核心三重变革共振的结果。

  技术层面,互联网兴起、硬件微型化与新材料创新门槛降低;经济层面,传统工业品需要找到新的市场机会;文化层面,后现代化价值崛起,环保、共享、伦理成为消费决策要素。新消费市场的兴起通常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服务消费占比突破60%,科技消费转化率加速,技术成本被大量摊薄,社会物质需求日趋饱和,基本生活品支出占比小于20%的情况下发生。

  2023年,广东人均GDP接近2万美元,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达2.35万美元,虽然不及2010年前后的欧美人均GDP,但就购买力而言,实际大大超过当时欧美国家的购买力。广东省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中上规模的国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并进入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窗口,对高科技制造、服务、康养、文旅形成持续拉力。

  广东民营经济发展迅猛,老板密度全国最高、市场基因最强。2025年上半年登记在册经营主体突破2000万户,每6.4个广东人就有1个老板,民营经济对GDP贡献超60%。2024年末广东住户存款余额11.3万亿元,全国第一,比江苏多出2.4万亿元,资产沉淀在民间。广东全国居民储蓄率达43.4%,显著高于全国平均,人均财产净收入6500元,高于江苏。广东私人汽车保有量2700万辆,每千人拥有201辆,远高于江苏。沪深两个交易所个人投资者开户数广东长期第一,达5200万户,占全国的18%,是江苏的1.68倍。A股现金分红广东居民个人股东拿走约420亿元/年,是江苏的1.75倍。

  广东居民财产净收入更高,资产掌握在老百姓手里,实现了“藏富于民”。广东资产更民间、更下沉、更市场化,没有被国企、政府平台“截留”,也未受土地制度限制无法变现,最终体现为广东居民账面上的财产收入优势。

  广东具有全国最齐全的“电子+家电+服装+家具+食品”轻工矩阵,优势在产业中下游;江苏的产业优势在中上游,如化纤、工程机械、船舶、光伏电池等。从产业结构上比较,广东比江苏更合适发展新消费市场。

  广东当下的产业背景跟欧美新消费运动之时的经济、技术、文化有耦合之处。经济上,广东需要在市场饱和下实现产业突围,将制造业技术红利套现。产业结构上,广东的第三产业占比达到57.5%,粤港澳大湾区超过60%,后工业化社会已经来临,科技化与个性化消费激增。

  人均GDP2万美元仅是现代化的开始,如果能将收入转化为消费,广东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广东制造将获得新的增长空间,经济可持续发展才有望实现,广东才能从“世界工厂”转身为“全球大市场”。

  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GDP长期没有增长,本土消费与投资疲软,产业面临日元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生产地必须靠近消费地”成为日本企业的生存逻辑。日本政府开始从“贸易立国”升级为“投资立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023年,日本的对外投资(ODI)存量占GDP近50%,连续33年全球第一。

  安倍政府时期,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与灵活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的结构化改革,简称“安倍三支箭”。期间,日本对友好国家大量输出低息的日元贷款,主要支持在相关国家的日资企业,并惠及购买日本产品的所在国国民,比如购买日本汽车首期5%,而同时间购买其它国家汽车的首期还是20%。日本的对外日元借款,不但促进了与投资所在国的关系,又通过低利率促进了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同时,通过工业资本对冲了美国的金融资本。

  日本国际化有一系列的顶层设计:一是产业链上下游集体外迁,但核心零部件仍由日企内部交易。如汽车厂在泰国、印尼、菲律宾形成“发动机—变速箱—整车”内部链,当地采购率仅40%。二是母工厂制度,如在日本保留1条最小可行产线,海外技术人员必须赴日研修,确保全球工厂同一水准,使日本所有行业基础技术仍100%留存本土。三是政府与商社护航,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国外56个国家设立74个办事处,伊藤忠、三井等商社提供“融资+物流+外交”一站式包干,企业只需专注产品。四是资本与规则双输出,低息日元贷款与出口信贷组合,J-REITs(日本版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与母基金回流,形成“资金出海—资产回流”闭环,并通过积极参与CPTPP、日欧EPA,把日本工业标准(JIS)写入国际协定,实现规则出海。

  目前,日本企业海外收入已相当于本土GDP的1.8倍,真正实现“再造一个日本”,并完成“本土—海外—规则”三阶段跃迁,海外净资产约3.1万亿美元。

  截至2024年,广东企业对外投资存量仅为2100亿美元,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广东制造业出海以民企自发为主,缺乏顶层的设计与规划,缺乏政府系统性政策支持,更缺乏来自行业商协会与商务平台的服务。

  广东应当借鉴日本海外发展模式,通过粤港澳合作的机制,由香港金管局牵头,组建人民币银团,利率比当地基准利率低50-100BP,专门投向中国海外制造业产业园、港口、物流园,支持中国海外发展的企业。同时,应当建立湾区制造标准,并推动湾区标准与国际标准互认,直接提交国际各种合作组织。

  广东还应当组建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为主的“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裁决结果在150国承认。用港澳被国际认可的普通法与自由港规则,反向嵌入全球供应链。

  广东是国家最具海洋文明文化的省份之一,广东企业的国际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国际化,还需要在制度上为国家探索提供一套“跨境治理模板”,将港澳普通法+自由港规则“内地化嵌入”,帮助国家掌握国际规则话语权,并通过国际化循环,发展壮大湾区经济,培育出一个“海外广东”。如此,广东经济的活力将是现在的一倍以上。

  与其学江苏跟中央要政策,广东跟中央要的更多是探索权,就如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跟中央要开放权、办特区,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

  一是探索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广东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而立法权下放则是制度型开放的首要内容。广东应该积极争取大湾区特别立法权,对审批制度、机构改革、跨境金融等领域有立法权,使广东成为国家制度型开放的“共同立法者”,而非被动执行者。特别立法权将赋予广东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和制度创新空间,能够更好地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

  二是探索建立更加开放的跨境金融市场,允许更多的境外金融机构在广东设立机构,开展业务。通过香港创新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如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保险等,建立更加便捷的跨境资金流动机制,全方位支持广东制造业的国际化发展。

  三是探索建立更加开放的专业服务市场,允许更多的境外专业服务机构在广东设立机构,开展业务,推动专业资格互认。推动数据的国际化合理流动,有利于中国数字企业走出去,并获得新的话语权。

  四是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权共享。广东应该推动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商事法院,受理三地民商事案件,当事人可以选择任一法系,判决在港澳直接承认,打造“中国普通法”试验田。这种机制有利于将广东乃至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化,并获得新的国际话语权。如适用国际商事惯例、国际条约等,反向塑造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格局,为粤港澳三地的经贸合作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国际法律环境。

  五是探索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特别是技术标准、社会事务管理、审批制度管理,如医疗医药管理体制、汽车改装、高端游艇、低空及海上新技术应用等等,打造粤港澳新产业的政策高地。联合香港与澳门,向中央申请“粤港澳大湾区大消费试点”特别政策,包括审批、消费税改革等等,调动地方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积极性。中央通过让渡部分消费税,换取地方主动培育消费市场。总体财政不减收,反而因增量做大而增收。

  广东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深水区,产业也进入发展链条顶部的准备阶段,广东新的改革开放需要更多的顶层设计,需要建立新型的发展智库。广东必须将智库从“写报告”升级为“共同立法者”,用“湾区智库+中央授权+港澳国际接口”形成新的设计体系,让懂产业、懂制度、懂国际规则的人坐到决策前排。

  相对于江苏的政府规划经济,广东民营经济活力是“长”出来的,更是“放”出来的。有能力、能够自我配置资源的企业更愿意到广东发展,广东的经营环境与配套环境更适合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的发挥。比如希音的供应链总部就从南京迁至广州,看中的是“72小时全球空运+跨境电商综试区+离岸贸易结算”组合,完成全球收款、境内结算、境外发货闭环。

  广东发展不能仅靠投资拉动,轻资产反而是优势,需要的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做好市场机制,成为全国市场最大、资本最活、配套最全、开放最深、对话最畅的经济区域,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探路。这才是改革开放经济第一大省应有的魄力与魅力。

  敢闯、敢冒、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奋发有为的创业精神,是广东叙事规模最大、最有激情的故事,也是广东乃至中国经济决定性的变量,其余的资金、资源、技术、战略,都只是附着在这个核心逻辑上的加速器。笔者认为,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群体出现,并非来自规划,而是一种涌现。

  9月28日上午10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9月28日上午9时,2025全球“云祭孔”大型网络直播活动将举行。作为2025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乙巳年公祭孔子大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特别策划推出“四海同祭”“儒润边疆”“儒韵新章”“儒风远播”“儒典流芳”等系列专题环节,全面展现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

  据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微信公众号消息,为有效应对第20号台风“博罗依”对运行的影响,海南控股旗下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民航三亚监管局的指导下,协同空管单位、各航空公司综合研判后决定:2025年9月28日9时起暂停航班起降,预计航班恢复时间为2025年9月28日21时。

  本次展览由深圳出版集团与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合打造,将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展示唐代壁画高清图片近80幅,并配套VR大空间沉浸式数字体验、教育活动、专题讲座、科普短视频、联名文创等多个项目,让千年壁画带领大家重回大唐。此次展览呈现的近80幅唐代壁画高清图片,是首次大规模系统性在华南地区集中亮相,将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本次展览还特邀陕西历史博物馆五星级讲解员带来专业导览,展览期间,他们将通过生动详实的解说,为观众深度解读壁画背后的历史故事、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沈阳市有着深厚的汽车制造底蕴,随着AI、通信、大数据在汽车领域的不断渗透,将这些新技术与传统汽车制造结合起来,破解产业瓶颈、培育新增长极,成了沈阳市乃至辽宁省实现老工业基地从制造走向“智造”的关键。

  此前几届大会上,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车路云一体化是指在车路协同的基础上引入云端和其他支撑平台,通过利用地图、气象等平台信息实现更安全可靠自动驾驶的技术体系,它是智能网联汽车“中国方案”产业化落地的关键,同时也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去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名单,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重庆、南京、苏州、成都、沈阳等在列。今年6月,沈阳市政府发布《沈阳市促进“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工作若干政策措施》,设立每年不超过3000万的智能网联“车路云一体化”专项资金,促进车路云协同发展。

  但在本届大会上,“车路云一体化”的话题被淡化,显示出这一实现自动驾驶和智慧城市的路径在现阶段遇到一些问题。从实际上应用的角度看,Robotaxi和无人物流车是更受关注的热点。

  此次参展的乘用车仅有华晨宝马的5系V2X后装科研车、华晨金杯海狮王EV、百度Apollo与江铃新能源联合开发江铃颐驰06。而华为、四维图新、蘑菇车联、黑芝麻智能、中科创达、希迪智驾、德赛西威等众多智能驾驶企业都没有出席。

  实现自动驾驶的模式,可以分为单车智能和“车路云一体化”两种。当前,大量的乘用车企业更偏向于发展单车智能,特别是接近于L3级的高级辅助驾驶。“车路云一体化”模式在当前并不受企业欢迎。众多布局“车路云”的科技公司,在面对资金投入高、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等问题时,不得不收缩战线,或转而发展更热门的AI大模型。

  从整个自动驾驶发展的脉络看,一直存在着L2级辅助驾驶和L4级无人驾驶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前者主要应用智能汽车,后者主要应用于无人车。后者在今年迎来了不错的发展环境。

  今年,L4级的Robotaxi和无人物流车出现了一个发展热潮。6月,哈啰、蚂蚁集团、宁德时代发起成立“造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进军Robotaxi领域,三方首期合计出资超过30亿元。9月17日,造父智能科技获得了阿里巴巴的战略投资,造父智能科技还有着“最晚8年部署100万台Robotaxi”的目标。9月10日,新石器无人车交付量正式突破第10000台。目前,新石器无人车月销量接近2000台,已经实现单月盈利,正努力实现全年现金流转正。

  在这一背景下,沈阳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也更侧重Robotaxi、无人驾驶的农业机械、无人清扫车、无人物流配送车、无人售卖车、无人安防车等场景的示范运营。大会开幕式上,沈阳与哈喽出行签约了哈啰智驾东北总部项目。

  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还孵化了沈阳盛科御旷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团队出身于武汉大学自动驾驶团队,自研全栈L4级无人驾驶整体解决方案,生产了无人摆渡车,并与中车时代联合生产了18吨无人驾驶电动洗扫车,与南京司凯奇汽车共同试制了无人驾驶电动农机。

  此外,沈阳还与一汽物流大连公司、中环洁(沈阳)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沈阳寒武纪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项目、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九识(辽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产业链伙伴签约超20个项目。

  当前,大多数无人驾驶物流车,包括无人车制造企业、无人车代理商和终端运营商,都面临盈利难题。一位来自重庆的参会人员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目前的物流无人车企业,多数都是奔着补贴来的,没有补贴几乎运营不下去。”

  九识智能·大米快跑无人驾驶汽车总部负责人傅成华表示:“我接触的各个代理商、无人驾驶平台,都是亏损状态,我现在基本上都不卖车了,我是送车,你每天卖我300斤大米我就送你一台无人售卖车。”

  根据《沈阳市促进“车路云一体化” 试点工作若干政策措施》,针对无人接驳、无人售卖、智慧公交、无人配送、无人清扫等智能网联车辆,政府会按企业示范应用车辆和场景建设项目运营成本的30%给予一次性补贴,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对此,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朱西产认为,清扫、物流这些场景是廉价劳动密集型应用,对价格敏感度更高,因此更难盈利。“成本下降、技术提升,包括毫米波雷达、摄像头、高算力的AI芯片、数据算法,以及数据闭环的打通、云计算等基础设施建设、核心零部件的开发投入,还是得指望汽车尤其是乘用车,来把产品价格打下来。”朱西产说。

  虽然无人物流车、无人清扫车等成为当前智能网联产业的重要落地场景,但大部分无人物流车都并非接入云端,仍依赖单车智能的视觉与雷达系统实现感知决策,既未能发挥“车路云一体化”的协同优势,也难以突破复杂路况下的安全与效率瓶颈。

  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武汉大学教授、盛科御旷科技首席科学家李必军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现在运营的无人物流车里有通信模块,能跟路侧基础设施通信,云端也能下发一定的指令,但现在云端的通信延时还很严重,很多地方的5G基站也没开,还属于是单车智能。”

  新石器无人车公司副总裁张明辉向经济观察报表示,他们运营的无人物流车是单车智能,是靠视觉+雷达系统感知和决策,并未接入云端通信。

  为解决产业发展困境,沈阳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大会开幕仪式上,北京、鄂尔多斯、沈阳、长春、济南这5个首批入选“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的北方城市,启动了城市群协同共建,合作内容涵盖‘标准统一、安全监管、数据共享、场景落地、生态协同’五大方向,以推动五地在技术标准统一、测试评价互认、数据互联互通、场景应用建设、生态合作共享等方面深入合作。

  吴松是紫光和创科技发展(广东)有限公司(下称“和创公司”)、紫光和融科技发展(广东)有限公司(下称“和融公司”)的副总经理。2019年,他所在的这两家企业全额支付了广东省东莞市“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的258亩土地款项,其中和创公司支付1.67亿元,获得108亩工业用地;和融公司支付15.54亿元,获得150亩商业用地。

  2020年2月26日,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对和创公司的108亩工业土地颁发不动产权证;但和融公司的150亩商业用地,k8凯发官网则至今未获得该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

  2021年4月,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对上述258亩土地启动闲置土地调查。2023年3月,该局做出《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对和创公司、和融公司共处以征收3.44亿元土地闲置费的处罚;同时,还做出《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宣布无偿收回这258亩土地。

  随后,和创公司、和融公司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和东莞市政府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做出的《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和《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并撤销东莞市政府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2025年5月,此案二审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至2025年9月27日12时,法院尚未对此案宣判。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局长吕鹏在回应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对类似闲置土地予以无偿收回的处罚并非个案,“一切都是依法依规而为。”

  和融公司、和创公司获得的这258亩土地,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滨海湾新区,其邻近东宝公园,与深圳市宝安区只有一河之隔。驾车过桥,几分钟内即可到达深圳境内。

  吴松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介绍,早在2017年,他们就与东莞官方进行了接触,当年11月与东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2018 年5月签署了《项目投资协议书》。

  2019年11月,和融公司、和创公司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合同,取得这258亩土地的使用权。次月,取得上述土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随后,两公司全额支付了总计17.21亿元的土地款。

  和融公司与和创公司,都是在2019年9月注册成立于东莞市滨海湾新区,注册资本分别为2亿元、6亿元。

  中国知名科技公司、也是知名芯片研发生产企业的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现名: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仍简称“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在和融公司、和创公司里,均担任了董事职务。

  “一开始,是紫光集团去与东莞市谈的这个项目,然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成立了和融公司、和创公司这两个项目公司去具体执行。”有其他知情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不过在工商登记资料方面,无法看出赵伟国或者紫光集团,与和融公司、和创公司存在股权方面的直接联系。

  吴松还介绍说,他们拿下这258亩土地,建设“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的初衷,是打造一个适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特点的数字化、智能化产业新城,并希望建成后将成为大湾区的城市新地标。该项目分为两部分,其中工业用地部分,预计将建设5G 技术研究院产业中心、物联网技术研发应用产业中心、智能汽车芯片研发应用和销售产业中心;商业用地部分,则是建立一个商业综合体,包括商场、办公楼等等。

  没有想到的是,从2019年年底到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使得这一切变故丛生。

  按照2019年公司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签订的合同约定,“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原本应在2020年4月17日之前开工;然后在2023年4月17日前竣工。如果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30日向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如果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同意,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疫情的突如其来,让这些都充满了变数。我们的项目总规划是请了一家国际著名设计公司Callison Rtkl International Ltd 的洛杉矶团队来具体实施,结果从2020年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外的设计人员无法入境中国,他们就没有办法与我们进行必要的现场沟通,这直接影响了项目的进度。”吴松回忆说。

  根据在事后的诉讼中,和融公司、和创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为“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两家公司前后共完成了80余版设计方案,其设计费用支出达到了3400 万元。

  对于疫情因素在建设工程领域的影响,国家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在2020年2月5日发布了《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防控疫情期间适当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和履约监管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99号)。

  该通知规定,“适当调整履约监管方式,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根据建设项目情况和疫情防控需要,从即日起暂不开展实地履约巡查,待本地区疫情消除后,及时恢复正常的履约监管。对于受本次疫情影响未能按期交地、动工、竣工的,疫情持续期间不计入违约期。”

  2020年6月10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又发布了《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明确近期国有建设用地供后履约监管方式的函》。

  上述函件规定:“一、自2020年6月15日起恢复实地履约巡查。二、对受疫情影响未按期交地、动工、竣工,疫情期间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防控疫情期间适当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和履约监管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99号)暂未计入违约期的土地,自2020年6月15日起恢复计算违约期。”

  “但事实是,即使在2020年6月15日之后,我们的项目仍然不断受到疫情因素的阻扰,不仅国外的设计团队无法入境,项目前期建设的工程规划许可证申报、工地现场施工人员进场就位,都困难重重”,吴松表示,“还有我们集团公司的管理总部在北京,无论是北京、还是东莞,那两三年里,疫情反反复复出现,总部人员从北京到东莞来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各项必要的现场沟通,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延期或者取消。所以我们认为,从2020年6月15日开始恢复计算违约期,与那几年的客观事实不相符,明显有失公平。”

  事后的行政诉讼中,和融公司与和创公司提供的材料显示:从2020年6月开始,两家公司曾对项目地块进行了开工。2020年6月24日、10月26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这一“基坑工程的重大项目基础和基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提前介入登记,并通过办结。至2020年11月17日,项目已经开挖了95%的基坑和20%的基础桩施工。

  当年,紫光集团资金链断裂,发生重大债务违约;2021年,紫光集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如前文所述,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均为和融公司、和创公司的董事。赵伟国本人在2022年7月,亦被带走调查。2025年5月14日,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对赵伟国以犯贪污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三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紫光集团的事情使得东莞市政府对‘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的看法发生了改变。”2025年9月,前述知情者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称。

  在事后的行政诉讼中,和融公司、和创公司也提出,“紫光集团的重大债务违约事件,改变了东莞市政府对于该项目的态度,影响了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批。”

  进入2021年,当年4月30日,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向和融公司、和创公司送达《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认为,和融公司、和创公司未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和开发条件,对前述258亩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的规定,已涉嫌闲置土地,因此决定对此调查。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对于闲置土地的定义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启动这一调查的时间,距离《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明确近期国有建设用地供后履约监管方式的函》中提到的“自2020年6月15日起恢复计算违约期”,尚不足一年。

  在事后的行政诉讼中,负责案件审理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亦承认,“该调查启动时间存在瑕疵”。

  2021年5月20日,和创公司、和融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在接受被告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的调查中陈述,其未按合同约定建设的原因有四点:

  其一,2020年年初疫情影响:其二,2020年9月前一直与城建部门进行讨论,2020年9月17日正式提交建设方案,2020年11月5日设计方案按照最新规定修改后重新上报,2020年11月东莞市领导小组会议未通过,2021年3月进行协商,2021年4月重新修改方案再进行上报;其三,地块设计团队因疫情原因未能到达国内进行沟通;其四,因用地指标问题需分几期供地,“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一期”是一个大项目,需与其他地块同时进行设计开发,目前二期地块仍未供地,导致一期项目未能正常开发。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没有认可和创公司、和融公司的这些陈述理由。一年多之后,即2022年8月11日,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认定前述258亩土地为“闲置土地”,闲置时间自2021年4月17日起计算,闲置原因为“企业自身原因未能动工”。

  “2022年6月10日,我们的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通过了东莞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委员会2022年第3次会议的审议;6月29日,项目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了这些,我们认为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完全没有想到40多天后,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会对我们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吴松说。

  此事件还有一个插曲,2022年8月8日,也就是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的前三天,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对和创公司、和融公司的这258亩土地进行了查封,查封期限为2年,后又续封了1年。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的这一查封,是在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的协助下完成的。

  2022年9月,和融公司、和创公司向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听证。同年11月,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就此举行听证会。

  2023年3月,东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两份《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东自然资{市场}监管决字【2023】1号、2号)。

  决定书称,“经报请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对和融公司、和创公司,征收土地闲置费共计3.44亿元。

  同时,该局还做出两份《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东自然资{市场}监管决字【2023】3号、4号))。决定书称,“经报请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无偿收回上述258亩土地的使用权。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做出上述处罚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第二十六条,“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2023年6月,东莞市政府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了两家公司的诉求。

  和融公司、和创公司随后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东莞市资源局和东莞市政府。

  “让东莞市所辖的一个基层法院,来审理我们起诉东莞市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的案子,这确实是问题所在。东莞市政府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写明,如果我们不服,可‘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们向广东省法制办反映过这个问题,但也没有结果”,2025年9月,代理和融公司、和创公司此案诉讼的律师向经济观察报记者介绍。

  知名法学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山东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侯欣一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说,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第一审行政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而如果行政案件的一审要在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则要满足以下四项条件中的一项:(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二)海关处理的案件;(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四)其他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和融公司、和创公司主张,“疫情原因构成不可抗力,2019年底至2022年底均不应计算开工违约期”;以及紫光集团的重大债务违约事件,改变了东莞市政府对于该项目的态度,影响了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批;此外,因东莞政府拒不依法核发和融公司150亩商业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严重影响了项目动工计划和资金计划等等理由。

  两家公司的上述主张,在审理中均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认为“理据不足,不予采信”。

  2025年1月,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就此案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和融公司、和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上述判决中,尽管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承认,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对和融公司、和创公司进行的闲置土地调查,“调查启动时间存在瑕疵”;同时,“东莞市自然资源局认为闲置时间自2021年4月17日起计算,存在错误”,但是法院认为,这些并“不影响案涉闲置土地的认定”。

  2025年5月,负责这一案件二审的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进行开庭审理。至9月27日12时,二审尚未宣判。

  在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方面,该局局长吕鹏在2025年9月18日回应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对类似闲置土地予以无偿收回的处罚并非个案,“我们一切都是依法依规而为”。

  至于东莞是否曾有如此大金额的土地在全额付款后予以无偿收回,同时对所涉企业再处以巨额罚款的案例,这位局长则没有回答。

  经济观察报记者亦查询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所发布的裁判文书。涉及“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征缴土地闲置费”的行政诉讼案件,广东省在2023年年初至2025年9月25日,只公布了11桩判罚案例,这些案例均未发生在东莞市境内,并且涉及金额亦较小。

  其中2025年,广东省只公布了1桩判罚案例,为潮州市自然资源局向一家企业征缴土地闲置费,涉及金额为860.60万元。

  侯欣一教授还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在疫情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系列涉及疫情因素的司法案件处理的指导意见,或者说是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提到的领域包括合同、金融、破产等民事案件,但遗憾的是,其中没有提到土地和房地产类的案件,也没有提到行政案件。

  总是把自己的孩子挂在嘴边,逢人就讲孩子的情况。要么随时随地夸奖自己的孩子,炫耀自己的孩子听话、聪明、学习好等等。

  有些父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父母把孩子当作战利品或者自己人生的替代品,本质上是在贬低孩子的人格和物化孩子,会给孩子注入一种无价值感,慢慢地就失去了自信。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提出过一个“镜中我”效应,该效应认为:

  尤其是孩子,主体性比较弱,他人的眼光在自我意识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如果你总是向别人炫耀孩子,你对孩子的过高评价,孩子不完美但真实的人之本性得不到承认,从而发展出一种浮夸感,使孩子在无价值感和极度的自我膨胀之间来回摇摆。

  它还可能导致孩子无法完整地接纳自己,而是高度倚重自己的某个单一优势(比如外貌、智力或其他天赋),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获取自尊。

  另一方面,如果你拿孩子开玩笑,或者总是贬低孩子。也会影响孩子对自我的认识,撼动对自我的身份认同。

  科技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发表了一篇深度好文《保持渺小的身份》。格雷厄姆在文章中警告道:

  他就可能给自己贴上标签,觉得没有能力做好任何事。贴标签很容易,去标签化则很困难。

  所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要总是把孩子挂在嘴边,不要逢人就讲孩子的情况。

  作为父母,首先就要认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不是附属品,有自尊,有感受。

  根据客体化理论,当一个人被主要视为他人满足需要的对象,而非拥有自己权利和感受的个体时,就会发生客体化。

  如果父母频繁地将孩子作为谈话的“客体”,可能会无意中削弱孩子的主体性和自我价值感。

  你要时时刻刻都想着尊重孩子。尊重就像空气,有的时候没感觉,没有就会窒息。

  有研究表明,父母有时会不自觉地贬低孩子,贬低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隐性习惯。

  因此,作为父母一定要对自己的隐性习惯保持警觉,避免批评、嘲讽或贬低孩子,别拿孩子开玩笑,更不要公开地说孩子不好。

  当他们学习新事物时,给他们时间和空间,哪怕他们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也不要贬损,不要指责,而是要做到对事不对人。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达:即孩子会“欲望着父母的欲望”,却以为这是自己的欲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孩子可能从小就被灌输“我们家需要一位医生”的观念。他努力学习医学,并真心认为自己热爱医学,渴望救死扶伤。

  但可能在某个中年阶段,他会感到一种深刻的空虚和困惑,发现自己从未问过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他的欲望是“父母的欲望”。

  如果父母还有意识地给孩子强加自己的意志,等某一天会给孩子、给你自己带来特别大的困扰和烦恼。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角色”中解脱出来,多关注自己的人生,不要拿孩子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样,孩子也能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那么该怎么做?第一个,尊重边界,不客体化;第二个,不要贴标签,而是要去标签化;第三个,多关注自己。

  现在,中国企业开始在汽车芯片领域崭露头角。以2024年汽车模拟芯片的收入计,纳芯微在中国汽车模拟芯片市场中,位列中国厂商第一名,成为中国模拟芯片的代表性企业之一。这家从传感器信号调理ASIC芯片起步的企业,因较早聚焦汽车电子市场,从而赶上了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机遇。

  “芯片产业最困难的是从0到1的破局。一旦完成从0到1,中国企业就非常擅长完成从1到100的持续迭代。这与其他产业相同,一旦中国完成从0到1,从1到100就是不可阻挡的。”纳芯微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升杨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

  2015。